亲子关系诉讼尽管采取职权探知主义，但法院若已尽事实审理之能事，对于要件事实的心证程度尚无法达到证明程度时，负有举证责任之一方仍将负担败诉之不利益。从而，提高证明程度与依职权调查事实，不但不能真正发现真实，反而可能造成对一造当事人不公平的后果。此时应从当事人亦负事实解明义务的观点(基于(1)诉讼当事人为程序之主体;(2)讼争事实常具有浮动性; (3 )当事人对事实知之最捻等理由)，不但要求当事人与法院垂直间的协力义务;更应强调当事人间水平关系上的协力义务，以究求实体上真实并维持公平。而此时的协力义务的问题，则又回到了应如何赋予检查协力义务的强制力问题。

另一方面，上述证明程度与事实解明的协力义务，如本节开头所述，取决于法律对亲子关系真实性应如何贯彻的价值判断而定。对此，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态度:一为采取积极脱离过去以间接事实推认父子关系的立法;二为对于现行亲子鉴定成果保持相当疑虑，而认为应藉由过去立法，维持法律上不同于生物上的价值判断;三为积极接纳科学成果的同时，运用亲子鉴定发挥程序制度的机能，一方面藉以妥善调整当事人间关系，另一方面依据法律驾驭科学鉴定的成果，以达寻求子女最佳利益的立法本旨。本书基本上采取第三种态度，但具体规范的建立尚有赖于法制面及学说实务进一步的研究。